那些仇视艺术和个性的乌托邦，大多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原型的。如果柏拉图时代有电影，他会第一个将导演从理想国里清除掉。

　　14世纪，意大利锡耶纳画家安布罗乔·洛伦泽蒂创作了一组湿壁画，今名《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寓言》，安布罗乔选择了光线良好的墙面来表现好政府及其影响，将表现坏政府的描绘在有阴影的一侧，光线成了点缀这组精彩壁画的妙笔，亮色描绘歌舞升平、秩序井然的社会:“没有恐惧，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出行，耕者有其田，在这个人物所象征的政体的统治下这些皆有保证，因为它已将罪恶的力量彻底剥夺。”暗处却是乡间盗匪横行，城中秩序混乱，建筑破烂失修，暗示“锡耶纳苦于其本身弊端重重，我们不能因为它在技艺上和在生产上比较繁荣，而有所迷惑。”电影里的乌托邦一开始是以温暖的亮黄色开头的，就像金凯瑞的名作《楚门的世界》，又像是法国人萨德在《阿林与阿尔古》一书中设想的塔莫岛:岛上每一座城市大小相同，人口相等，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完全一样，市中心建有学校、商店、剧院等公共设施，民宅环绕四周，不仅被统一分配，样式也整齐划一，建筑面积、高矮、门窗、颜色，仿若出自同一条生产线所造，甚至阳台也一律使用意大利风格。

　　关于乌托邦的想象或者反想象是很类似的。苏联小说家扎米亚京代表作《我们》虚设了经过长期战争洗礼的未来世界，绿墙隔绝的“绝对国”内，人类无名无姓，代之以字母和数字编码，日常生活受科学原理控制，睡眠时间、活动时间、工作时间均经过细密测验，按时按点，严格遵守。为了便于监管，政府建造了遍布透明玻璃房的城市，并逼迫诗人和作家创作赞美城市荣耀的篇章，散播到绿墙之外的世界。这也是电影《撕裂的末日》的主要情节。“思想”警察侦查并迫害一切有精神生活的人，书籍、绘画、音乐等文化产品全被销毁，人们每日服用一剂药物，效能是闭塞各种感觉，如果拒不服用，马上就会被察觉，进而关押改造或杀害。

　　那些仇视艺术和个性的乌托邦，大多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原型的。那里需要坚强、遵守纪律的个人，而艺术诉诸我们的情感和欲望，进而在他的理想国中没有视觉艺术的位置。如果柏拉图时代有电影，他会第一个将导演从理想国里清除掉。尽管那些关于中产阶级和英雄拯救世界的好莱坞神话塑造了新的神话，但是声色并茂的电影扰乱好公民的心神，因而天然具有反乌托邦的性质。

　　未来的乌托邦在电影里大多是不值得神往的。不管那里是骇客帝国、潘多拉星球，还是未来水世界，岩井俊二的元都或者WallE工作的垃圾场。我忘不了《银翼杀手》中竖立在洛杉矶的巨型广告墙。霓灯闪烁，映照着艺妓女郎的红唇，移民文化的残迹借助诱惑之唇表现出2019年的洛城焦虑，后现代迷乱的城市气息扑面而来。特里·吉列姆所拍影片《巴西》，呈现出消费至上的生存理念，多彩的广告牌配以蛊惑人心的说辞，营造出一种消费至死的氛围，实际上这里是被谎言装扮的阴暗世界。这个世界过于简单以至于贫瘠，它缺少历史的痕迹，人的精神世界无需思考的洗礼，生活沦为与商品互动的游戏，那些建筑物也遗憾地充当了说谎的帮凶。

　　同样作为信息发布载体，电影《撕裂的末日》中遍布街巷的屏幕则成了当权者给民众洗脑的工具，发表蛊惑人心的宣言。每日清晨，人们在上班的路上就能看到“领袖”端坐在屏幕，传达他对世界的关心，宣读着美好世界宣言，事实上确如雅克·拉康所言:“就‘可见的’而论，一切都是陷阱”。大银幕充当了政治机器。那种对影像世界的温情脉脉的记忆，只有在根据英国小说家詹姆士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类之子》里，才能看得到。2027年的伦敦，人类丧失繁育后代的能力，人类文明的延续面临空前的危机。影片开场伦敦街头咖啡馆里的电视正播放新闻:全球最年幼的人、18岁的青年迪亚哥出车祸身亡，这意味着人类在地球上存活的时间又缩短了。街头咖啡馆聚众看新闻的场景，使人怀念延续了两三百年历史的咖啡馆文化，对于其沦为新闻传导空间，不免让人唏嘘。

　　撰稿·梁　子